做一档民生节目，老百姓各种各样的要求和问题都会遇到，上海本地老百姓最迫切的问题中，绝对包括“动迁”和“户口”，而户口是直接关系到动迁利益的，但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没有户口？因为他们是当年的知青，和“知青子女”。

这是上海的特殊微妙之处，在说明一个人的身份时候，经常会被强调补充一句“伊不是上海人，伊是知青子女”，就算你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上海人，就算你会说纯正的上海话，就算你很小就回到了上海，但你出生在安徽，江西，或者新疆，贵州，你的父母是插队落户的知青（注意是“落户”），那么你就不是上海人，你只是知青子女。

而当年的上海知青，有224万人。很多已经真正扎根在了外地，更多的人，想尽办法回来，至少也要想尽办法让孩子回到上海。

知青子女回到上海的时候，无一例外要寄居在亲戚的家里，无一例外寄居的是本来就紧张局促的石库门房子里，他们的父辈往往在上海没有房子，而父辈的兄弟姐妹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这些孩子的到来严重地撞击了这种格局，于是叔叔娘娘们对他们的防范和反感往往超过了怜爱。

知青子女在上海的生活里，父母的宠爱是缺失的，面对表兄妹他们是小心翼翼的，饭桌上懂一筷子也要察言观色；在学校里，普通的上海小孩是高他们一等的；甚至在成年后，谈恋爱时也会因“知青子女”遭到对方父母的反对。他们的自尊就这样默默地不断被自我修复着。

知青子女的基础教育往往是在插队当地完成的，中考高考的成绩往往比不上在上海本地接受教育的同学。但是他们的父辈往往对他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出人头地，摆脱贫穷无奈的生活，不再重蹈父母的悲剧。除了个别极有天赋和奋发图强的成为了杰出人士，大部分还是过着普通甚至艰辛的生活。

但是我不能帮到他们什么，因为户口回迁是有政策的，我只能在他们的爷爷、外婆、伯伯、娘娘拒绝接收他们的户口进来的时候说两句在利益面前苍白无力的好话；关于医保、低保、住房拆迁补偿，这些纷繁的现实问题往往给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冰冷的。

当这一特殊的一代人淹没在上海的人潮中碌碌地生存，他们的父母大多也千辛万苦地回到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也顶着一头白发，跨越半个城区，换乘三四部公交车找部门解决户口、住房、退休金、社保问题。纵然是精明著称的上海人，纵然是见多识广的上海人，离开了骄傲富足的上海之后的几十年农村生活，早已经变得不太能适应现在的节奏。我们的柏阿姨，25岁下江西最穷的县，25年以后回来，她说，重新回到上海的时候，“我已经戆特了”。而她这样一个能干泼辣的女强人，这25年的农村插队生涯，都奉献给了计划生育事业，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怎么做？就是强制上环，强制结扎，强制流产，一家一户地去抓人。这些在当年来看，竟都是崇高的体现国家意志和权威的事业！这样一代人的一生，从花季开始就变成了响应各种号召并身体力行去实践的工具，直到花甲，两手空空白发苍苍一无所有地回到故乡。还要继续面对亲情的隔阂，还要心怀对子女的歉疚。

当涉及到知青、知青子女而一家人反目、扭打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嘲笑锱铢必较的上海人，很多人谴责为了钱不要亲情的丑恶嘴脸。谁能理解他们扭打背后的悲愤呢？谁能够补偿他们的一生呢？为了他们信仰的忠诚的主义，他们付出了代价，最后的结果却还要自己买单。只好和亲人们去撕扑那一点点的利益以自保。谁能为他们的命运负责呢？

而所有部门解决这些时总淡淡地提一句“历史遗留问题”，就过去了。我们，也只能叹息一声，就过去了。他们微弱的声音，在繁荣的前进的发展的大潮中，早就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