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的地方我就走神，和善谈的人共处我会感到寂寞。

有一个朋友很能说，不停歇而且语调激昂，始终如疾风急雨的节奏。于是我就渐渐发困，然后他发现我更加沉默，为了维持谈话就更加激烈地说话，然后我就更加不想说话，如是恶性循环，最后搞得两个人都很辛苦。

我无力地跟他说，就像谈恋爱，一个人太努力了，另一个就会懈怠的。

我是急躁而木讷的人。凡事都心里求一个结果而不肯说。随着年龄增长，很多时候我变得更加孤僻。对话于我而言变成一件煎熬的事。认真的聆听状，娇憨地傻笑，礼貌地附和，其实分分钟都在九霄云外发呆。谈工作谈恋爱谈事情全部是“谈”，可每天都有太多的内容我不想听。我希望彼此相安无事地坐着，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闲敲棋子落灯花的境界。忽然想起什么来了，就说上几句。语言,有时候生动,大多数空洞.当它越填满 , 我们越疏离。

间歇的留白是美好的，此刻，我拥有你却不侵占你。我并不想时时刻刻都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永远清楚你爱自由。

做一个极致的艺人，必须具备一些纠结暧昧的特质。与众同，则泯然。无人解释Vitas的天籁高音如何得来，于是大家就说他是个阉伶。雌雄同体之于艺人，绝对是上帝的恩宠。

《小王子》,副歌后面的表现圣洁甜美的和声耐人寻味用了男声齐唱。这个魅惑的男人，似乎是不见老的。达明一派时期，我们称他达叔，却唤他为明哥。生于七零年代的人是幸运的，伴随他们成长的音乐都如此耐听而深刻。那时的明哥不需刻意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歌曲本身蕴含的丰富思辩，已经是高超的艺术。在愈加开放愈加包容的现今，单纯以暴露性取向搏求个性出位早已是低级过时之手法。黄耀明若只凭一张清俊玉面，只凭迷离的情爱宣言，不会保持延至今日的乐坛潮头地位。事实上，黄耀明也不认为自己有多么前卫，始终低调文雅，没有过激言行，不会象张国荣那样把自己的特异夸张放大。然，作品里已充满思考、剖析和讨论，叛逆和先锋的意味，在此。

香港最黄金的八十年代，经济繁荣与蓬勃的娱乐产业一齐撑起港人的自信力和优越感。这时候在宽松富裕的环境下，同志文化随着流行歌曲的多元创作而产生。达明、林奕华、林夕等人最先进行此类的探索和尝试。“茫茫苍天赤地，能用什么取代你，让我破除这诅咒，爱到死”的诗意，与二十年后的“死了都要爱“绝不可同日而语。而无论是早期的含蓄、压抑、隐喻，还是后来的勇敢、坦然、热烈乃至爱生爱死摧枯拉朽，黄耀明始终是最出色的诠释者。在他面前，再细腻的女歌手都只得落败，比如那首《暗涌》，王菲唱得原本空灵，然而与黄耀明的百转千回一对比，便只剩下了空。也许这原本就在情理之中，食过禁果的人，必然比常人有更敏锐味蕾。

我不是明的fans。他的桃红衬衣，他的鸡冠头，他的幽幽喉音，他的明暗交错的眼神，都不足以引起我的惊叹或迷恋。我欣赏他之于创作之于自己的态度，与我有太相似。

他是乐坛一个独特的分子。但是他并不以另类为标榜，不以先锋人物自居，他很自如地融合到商业与流行中去，亦投入且高质。他的歌名喜欢引经据典,欧洲电影,日本小说,中国古书无不囊括.看似投机取巧的把戏,但是借着名著的壳,他却随意玩弄自己的内容,毫不相干且另有深意.他还是关注现实和民生的社会人。我经常遇见一些从事创作的人骄傲地宣称不关心政治。我只感到悲哀。真正优秀的艺术家绝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中造出精品，因为你的歌你的画你的电影你的小说，一定是给人看的，不是给火星人看的。如果U2、The Beatles、Pink Floyd的歌曲中没有现实，也就不至于飞越国界。黄耀明的歌曲，抨击夫权，记录时事，甚至早于87年就开始探讨香港回归后的未来。他永远保持绝对完整的小我空间，但与此同时，他开着窗，兴致勃勃。视野开阔。

爱情观点，反射到他自己的创作，他只谈爱恋，不言结果。就象达与明之间那段辉煌而微妙的交错与平行，也未能逃脱所有感情的规律，吸引—交合—高潮—抽离。他轻松地说，他不相信承诺。当爱的感觉要淡出的时候，是阻止不了的，承诺亦不能补救。

你信他吗？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生下来就这么洒脱。能有今日这般淡定这般看透，其间经历的必定是无数无数痛彻痛悟。失恋的症状，大哭大闹歇斯底里，只是最浅；不形于色闭口不提甚至表面生活没有任何变化的人，才是受伤最深，因为心已死。

黄耀明甚至温文地举例：好像有一个人，与一千个人发生过性关系，在世俗人眼中是滥交，但他能令这一千个人很享受，简直是普渡众生啦，个个开心，旁人为甚么要理会和鄙视呢？

人人都希望一世谈情，我们在热恋的时候都希望可以让爱情保鲜，但是“鲜”的意义就是短暂啊。人们潜意识里都认定“红颜命薄”的宿命，并且会下意识地协助这样的宿命实现，所以“越美丽的东西越不可碰”。

明哥却不承认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我是个乐观的人，只是明白了爱情的真相而已。”